现在说导师，好像比较多见了，说得多了这个词就不显得那么庄重了，但我这里用导师一词是郑重其事的，因为我以为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对于漪老师的敬重。
于漪老师是我从心底尊敬的先生。记得1991年我在江西曾给于老师写了一封求教信，写的时候有几分忐忑不安，信发了，人也就释然了。谁曾想，没多久就接到于老师的回信，当时我激动不已，于老师的勉励至今依稀记得，这封信仍收藏身边。这一次算是初次交往，当然是未曾谋面的。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上饶调到了上海，“乡下人”进入大都市，有些“水土”不服。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托人捎信给我，请我到她家坐坐。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平生不善交际，不善言谈，见名人，生怕无话，难免尴尬，心生许多压力。恰逢先生在《语文学习》发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于是以此为由准备了许多问题。
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精神矍铄。也不记得开始怎么说的，单知道没说几句话，我的拘束就无影无踪了。我就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她不紧不慢作了耐心细致的回答，不时插几句：“你看呢？你怎么想？”总是把我作为平等的谈话对象。后来先生向我谈起她走过的路，她的感想，她的体会，听她娓娓动情的叙述，我悟出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树立自信，勇敢地走出困境。末了，我提出就语文教育人文性整理一个《于漪答问》，她欣然同意，但标题执意要定为《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答问”与“对话”的区别，我当然知道，先生的长者风范令我非常感动。以后浦东新区教育学院和建平中学都聘请先生作为我的导师，我成了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以后，凡是重要的教研活动，她都招呼我，并提供机会，让我登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