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地、坚决地拨乱反正，妥善地处理了许多历史上遗留的问题。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小组会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1935年“上海党从中央局到支部完全被破坏。这时，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对中国革命是立了大功的”。1983年4月15日，陆定一同志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做共产主义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作，我们做了，但做得最多的还是这些人。这是对陶行知等人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前怎样正确评价陶行知，给予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仍然存在着各种混乱看法。如有的人提出：陶行知“后期，在我们党的争取和教育下，积极参加抗战，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反对内战的人民民主运动，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是，他长久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整个教育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教育救国论’和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思想”。承认陶行知在革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则不很重视。
又如，1983年5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这是一所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和研究系编写的，共九章。在第一章“‘五四’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里，把陶行知列入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行列。接着的七章都毫不涉及陶行知，好像陶行知和中国现代教育史没有任何关系。书的最后一章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教育和沦陷区奴化教育的批判”，在这样的章目下，写了一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看后使人不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究竟是反动教育还是奴化教育？还是对两者的批判？从该书的内容看，两者兼而有之。其内容暂且不去管它。但是，这样对待陶行知有什么科学依据？这只能说明在当前我们研究工作中，正确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陶行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