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是旧中国的土壤所能产生的天才的学说。
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中国的一般教育总逃不出日本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圈子。这种教育比起科举制度的封建教育来诚然是新的。然而，这样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移植到中国来，假若说开头还有一些革新作用，越到后来则越暴露出来了它的根本弱点：充满了洋教条洋八股的气味，并不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一般上学的人，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大批的金钱，但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是最必要的知识与能力，而大半是一大堆无用的小东西。当他们从学校走到社会，马上就感到了严重的所学与所用脱节。除此以外，这种教育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限制，就是只有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够上学校，广大的贫苦人民及其子女还是和在封建社会里差不多，照样地被关在教育的门外。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土壤生长起来的。他突破了这种限制。他感到了这些问题，而又解决了这些问题。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所提倡的教育，名叫生活教育。这就是说，他的教育学说首先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他打破了各种与实际脱节的教育上的教条主义，而从根本上建立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就从思想上动摇了整个旧中国的教育制度。从这出发，他反对鸟笼式的学校，反对装饰品式的教育，反对拉车夫式的教员。他有一首诗写得很好，他说：“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从这出发，他对于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就有了根本改造的主张。生活与社会对于我们的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呢？主要是靠实践。因此陶先生在教育方法上就主张教学做合一，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而生活与社会教育我们的课程，亦即人类实践的内容，又是些什么呢？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斗争，一是社会斗争。因此陶先生在教育内容上就强调征服自然与改造社会，他嘲笑不事劳动的人：“个子那么大，拿不动扫帚！”他描写书呆子烧饭：“一锅烧四样：生、焦、硬、烂。”他提倡手脑联盟：“天赋两个宝，双手与大脑。宁做农与工，联合辟荒岛。”这种把劳动本来的价值与光荣恢复起来的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和行动当中的，是他的改进社会的精神。所以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就是他的教育活动方面，也一直与政治分不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教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