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起，我在本刊发表《陶知行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一）》一文，分四期登完（《明日之教育》第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各期）。本月十四日陶知行先生在《子钵先生捉虱子》的标题下，给以反驳。陶先生又以同一的内容在他以前作过主编的《生活教育》第二十一期用另一个题目，《答复子钵先生的批评》登载出来。望读者诸君把这几篇文字，都参看一下。
陶知行先生在《子钵先生捉虱子》一文里劈头就说：“记得一个夏天，有一位乡下先生在竹**睡中觉，忽然走来了一个顽皮的孩子，拿了一支墨笔，轻轻的在他的面孔上画了一个鬼脸，然后跑出去，叫了许多人来看，看的人把肚子都笑痛了。”
的确，在陶知行先生的心目中，我那篇文字却有着顽皮的孩子的意味。不过，我们并非给“乡下先生”画上鬼脸，而是揭露那老市侩的伪善面具！
一
陶先生说：“我们同时提出三条出路，……一、教人少生小孩子；二、教人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三、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
关于第一条出路，在陶先生的文字里明明写着：“中华民族之最根本的出路——即中国教育之最根本的出路——是什么？少生小孩子。中国现代之教育者之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叫人少生小孩子。”（重点是原有的——作者。）
这样看来，小孩子显然是中国出路的“最根本”的障碍物。但客观的事实是：中国出路的最根本的障碍物，不是小孩子，而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间的密切榨取连环之整个系统。我们不能了解陶先生为什么拿“小孩子”的问题，来故意粉饰中国出路这一最严重而且最根本的障碍物。陶先生这种故意粉饰的作用是不是企图转移中国农人及一切广大群众，对于他们生存上的真正障碍物的认识？如果站在现实的富的分配的圈子里，来空言创造富源，必然地只能暂时地创造富的个人，不能创造富的社会。这一铁的经济原则，不知陶先生是否了解？现在陶先生立在这种“水旱、螟蝗、疾病、刀兵、盗匪、土豪、劣绅、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下的中国广大群众中，忽略了这些压迫产生的根源，而乌托邦式地妄想用“少生小孩子”为“最根本”的工具以“创造富的社会，不创造富的个人”，以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这简直是对于中国广大农人及一切生产群众的一种刻毒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