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教育与普及教育运动
生活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运动，它的产生是由于要求在半殖民地国家普及教育的主观企图，但是它的发展将是人类教育、人类精神活动上的一大贡献。它的产生是由于陶行知先生在他的从事普及教育运动的实践中所得的理论上最概括、最一般的结论；但是这一理论必然在半殖民地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十二年来生活教育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陶行知先生说：
“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得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现在我们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陶先生与中国普及教育运动的关系，普及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成人普及教育）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有经济上的基础，所以是“水到渠成”；在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遭受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势力严重的剥削，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要想普及教育，比登天还难。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便只有两条路横在我们面前，一条根本否定了普及教育，屈服现实的前面；一条认定普及教育在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性，探求新的路子和方法，突破当前的困难。生活教育便是后面一条路线成长起来的理论和方法，它承认“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确定了“即知即传”的“小先生”与“传递先生”制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理论和主张下，我们没有钱也可以办教育，没有正规的师资还可以办教育，没有传统的学校也可以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