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外交使节
1936年7月11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通栏消息，大标题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联、美国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陶先生对该报记者说明此行的目的任务：“我特别注意的是向会议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实。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变中国的实践。”陶先生又谈到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后，准备作世界旅行，以进一步达到上述的目的任务，尤其是要“唤起侨胞参加救国运动”。当时陶先生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的委托，乘出国之际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反帝，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赞助，所以当时进步人士都说陶先生是“国民外交使节”。
出国前夕，陶行知在香港和他的亲密战友邹韬奋，对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作了修改，两人先行签字，然后由韬奋持至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作最后修正，7月15日四人联合发表。8月10日得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这两个文件的发表，代表了亿万爱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起了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作用。陶行知后来在巴黎全欧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关于团结御侮的“再度说明”，引起广大华侨的热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