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南京市教育局、晓庄学校及陶行知纪念馆，是他们帮我搜集了材料，从而使我能写出这个在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我的目的是用现在的观点评价陶行知对中国和世界教育学所做的贡献。
为此，我必须在陶先生教育学中区分两个方面：一个是适应当时形势需求所产生的东西；一个是主要的方面，就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他的教育学的战略和策略。
陶行知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开始自己的启蒙活动的：在那里学龄儿童的大多数是被摒弃在校门之外的，而人口的90%是文盲。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不可能使人们在可预见的将来组织广泛的正规学校网。正确地评估形势之后，陶行知把希望寄托在非正规的教育上。我认为，陶先生的重要功绩之一，是利用教育学的实用原则来组织对儿童和成人的非正式的教育。晓庄学校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就是鲜明的例子。
我认为，在分析像陶行知的教育学这样一种重大现象时也必须记住，他的观点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丰富理论，反之，亦如此。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南京师范大学丁明宽教授在题为《陶行知的教学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论及了陶行知的观点的发展。丁教授确切地指出，陶先生还在第一阶段就宣传了下列原则：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不在于教学，而在教学生学[2]；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以后到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又对这个提法加以补充：“事怎样做，就怎样学。”但是，在研究这种及类似的“生活教育”观点时，不能把它和陶行知当时与传统的书本教育作斗争这一事实割裂开，不能和他的其他教育原则割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