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我的朋友，我爱他。我们不常见面，就是见面的时候我们谈得也不太多。然而我认为我确是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我了解他。
他很可能在政府里成为一个显宦，在社会上成为一名要角的。但他宁可做一个陶先生——这已经很够了。我了解他在我看了他的学校以后。那些孩子就是陶先生的小孩子。他们自由，无害于人，活泼可爱，正和陶先生一样。在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后面都有一团火燃烧着，正如同我和陶先生所作的一些简短谈话之后所感到的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纯朴的。音乐系的“小”提琴手，她的手因冻因缺乏乙种维他命而红肿着。但是当她弹奏莫扎特的曲子时，她就好像是一个小的中国哀利卡莫里尼一样，奏出来的声音就好像她真想要成为一个莫里尼一样。
孩子们饥饿着，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因此他们就抓着一只狗，把它杀了，准备大嚼一顿，这使他们的音乐教师，他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非常地不高兴。他叫孩子们快把狗埋了，不许存着这样野蛮残忍的念头。他说：“我是想带你们到巴黎去作一次旅行演奏的，可是你们不配。我怎么能带一帮杀野狗的人到巴黎去呢？假如你们要那样做，真要丢死我的脸了。”孩子们放下手，把狗藏在一个地方。到了晚上，他们爬起来，就在乌漆八黑之下把狗吃了。陶先生对于双方面——熟练的音乐家和缺乏营养的孩子，都了解都赞同。他的伟大见解是生活教育，而这就是生活。重庆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给儿童和教员吃的，就在这个地方，陶先生的雄志韬略创立了并维持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学校——育才学校。
陶先生要把所有的那些小莎士比亚，小林布南（17世纪荷兰大画家）和小爱因斯坦保存下来。他相信这些人才的幼苗一定存在于那许多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难童之中。那就是他为什么要创办育才学校的原因，就是要培养有才干的难童。无论环境怎样的恶劣与艰难，他终于使他的学校度过了战争的岁月。无疑的，陶先生是成功了。育才学校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儿陶先生和那些孩子们的生活沉浴在一种空气中，其最大的特点则为一种活的民主气氛。陶校长在他学校里实现了他为全中国所争取的民主，因为他是“民主同盟”的领袖之一。据说在中国有人要暗杀他，可是这已经太晚了。陶校长是会死的，但是决杀不死的。自他死后，我曾到江苏的北部去看过一个地方：那真是我所见到的最荒瘠的地方之一了，就在被内战军队封锁的一个区域里，我看到一个学校，那学校里有许多小孩子唱歌、演戏、跳舞给农人工人看。他们跳民主舞，唱穷苦的农人怎样进步的曲子，演人民怎样出头和自我教育的戏。他们很可爱，活泼，也无害于人，在他们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流露出天才的痕迹。教员就是陶先生以前的学生。他们都贤明能干，爱孩子，也贫穷得很；可是他们都强烈地要有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并且在学校里就实行出来。他们非常像陶先生。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想杀死陶先生已经太晚的原因，纵然他死得太早太早。中国的儿童和教师都不会忘记他，我也不会忘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