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传诵千秋的历史名篇，它不仅使岳阳楼名扬天下，甚至就是一座城市——湖南岳阳——存在的标志。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令人读之难以忘怀的佳句，不仅如此，它还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穿越历史的时空，成为我们今人享用的珍贵的精神资源。在我们身边，朗朗上口的《岳阳楼记》能全文背诵的大有人在，即使背诵不出，这句“忧乐关情”的名句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稍微读了几年书的人。
我也一直沉浸于对这种忧乐情结的叹服中，没有一丝别的想法。后来读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他在其中谈到中国先秦儒家没有一个不是以道德独断论口气说话，这使我开始反思传统知识人的说话姿态和身份意识。确实，我们的传统知识人从“立德、立功、立言”三境界开始，到《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所张扬的正是一种士人以道德者或者说贤者、仁者身份的存在姿态，即一种从骨子里认为自身优越于普通百姓的生存姿态，这打孔子看不起稼穑之人就早已露出端倪。那么，范仲淹是不是延续了这种贤人身份意识呢？回答是肯定的。正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之前还有一句：“吾尝求古仁人之心”，他一脉相求的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知识人（先知先觉者）的贤人情结。在其忧乐情结背后，他正是延续了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人心忧天下、关爱他人与社会的普世情怀，但同时也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贤人情结，即其中若隐若现地把自我设定为道德高位者，设定为与平民大众不同的人，“我”是作为“贤人”“仁人”去担当天下的忧乐，或者说“我”通过对天下之人的忧乐的担当来显现“我”之作为知识人存在的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