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在嘉陵江畔合川的一所中学上学，最喜欢的课是音乐课。音乐课每周一次，在下午上课，我每周都盼望着这天下午快快地到来。我最喜欢的老师是音乐老师罗松柏先生。他是湖南人，他教课时用湖南口音通过共鸣腔说话，声音很大，今天犹在我耳边震响。他教音乐不仅上课认真，而且在课外热心组织各种音乐活动。这些活动我都参加。有一天他在他自己的一架摇发条的留声机上用竹针（抗战时买不到钢针）放送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从此以后，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不可磨灭的贝多芬崇高的形象。
这首交响曲让我感受到音乐这种艺术具有影响人类心灵的巨大力量。我立志要从事这样的工作，于是我在中学毕业后上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的音乐学府。
但事与愿违，由于我急于提高我的钢琴水平，以能早日弹奏贝多芬的作品，在深夜加班练琴，触犯了校规并被剥夺了练琴权利，气愤之下休学离开了音乐院，去滇西服役，为那时的盟军—美军军官做翻译。
后来我转入昆明西南联大学外国文学，然而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心里总抱着有朝一日再回青木关复学、继续实现学习我所热爱的贝多芬音乐的愿望。但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我进了西南联大后，那里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的学术风气吸引了我，后来我被卷入昆明的“一二·一”反内战学生运动，目睹同学被国民党特务军警惨杀，我就不忍心离开患难与共的西南联大的同学了。
我离开了国立音乐院，并没有离开过音乐活动。大学时代，我一直在与学生运动相结合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当合唱指挥；我也没有离开贝多芬，在昆明西南联大和后来北平的清华大学，只要听说哪儿放贝多芬的音乐，我必定设法前去聆听；甚至在“一二·一”反内战学生运动中，受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影响，我写出了死难烈士的“送葬歌”，这个歌，至今在昆明青少年中传唱。后来我自己有了一架别人送的破旧的手摇留声机，有着借来的一些唱片。一套克莱斯勒（Kreisler）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快转唱片，不知道被我听了多少遍，我很早就可以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