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晚上承蒙几个音乐家朋友的邀请，同他们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听到世界著名管弦乐队—费城乐团的演出，感到非常幸运和值得。
幸运，这是因为票价很贵，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却能听到像费城乐团这样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声望的和高水平的乐队之一的演出。这对同去的几位专业音乐家已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对像我这样一般的音乐爱好者当然是一种耳福了。
值得，因为我手头正有紧急的任务要完成，我住在偏远的西郊，要乘车去天安门，为了保险不迟到，至少也得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而且回来已近午夜，安全也是个问题。因而在受到邀请的时候，纵使我把听“费城”认作一种“耳福”，但延误了手头的任务，夜里进城听音乐会，这值得吗？听后的回答是：值得！
我把真正的音乐评论留给同去的行家们写吧！他们是音乐学家和音乐史家。我自己只能把听后主观的感受说出来，讲一讲自己耽误了手头的急事，路途迢迢进一趟城为什么是值得的！
到了举行音乐会的人大会堂，我问：节目单哪儿买？回答是：甭看节目单，很简单，贝多芬的“第二”和“第三”。我听了，心中暗暗纳闷：一场音乐会怎么只有两个节目！而且两个像排着队而来的，“第二”后面跟着一个“第三”，都是贝多芬的，多么单调呀！
我对国外乐团安排这种音乐会的节目并不陌生。为了使音乐会演奏的作曲家作品在时代、风格、乐种上具有多样性，在古今的比例、分量的轻重、品格的不同（抒情或戏剧，庄严或轻快等）上都有所搭配。即使是作家或是乐种的专题音乐会（包括专门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作品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内）也都谋求搭配上的多样化，如今依然流行的是音乐会节目单是，古典的加上一两个一般听众听不明白，或被认为是由于“不习惯”或“水平差”而听不懂的现代派，或现在又有所谓的“后现代派”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