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构成俄国形式主义哲学基础的学说派别比较复杂，如果一定要给予其一个概括，则不妨称其为多元本体论。在这个“寓多于一”中，充当“多”的，有曾经是老一代学院派文艺学基础的实证主义；被称为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的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反心理学主义，最终表现为多元主义本体论。在艾亨鲍姆哲学观点的形成过程中，“白银时代”思想家弗兰克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关于弗兰克的多元主义理论，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另展开。
生存于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奥波亚兹一方面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派别的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自己内部也始终充满了一种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不协调和内部矛盾。从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角度看，这是很正常的和自然而然的。
实际上，据说在奥波亚兹于1916年正式成立以前，文坛上往往把什克洛夫斯基视为“未来派分子”。而在探索俄国形式主义的起源问题时，其与未来派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和纠结，尤其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个阶段，奥波亚兹和未来派二者之间的确是一种二位一体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未来派需要语文学家从理论上对其创新性诗歌实验和言语创造实验进行论证，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奥波亚兹们也需要从日益更新的未来派创作实践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在这个阶段，许多奥波亚兹分子都同时也是货真价实的未来派分子。在当时各种场合下召开的集会上，两派也时常是同场亮相，彼此呼应，因而同时代人往往把他们混为一谈。甚至就连1918年才皈依奥波亚兹的艾亨鲍姆，在此之前也一直将他们看作是同一派别。当时的他竟然指斥与未来派沆瀣一气的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作派“令人作呕”。而此时主要在莫斯科活动的罗·雅各布逊，甚至还亲自参加未来派“无意义（语）诗”的创作实践活动。众所周知，他的《论最新俄国诗歌》一文，最初就是以论述赫列勃尼科夫的实验诗为主旨的。我们可以说未来派和奥波亚兹是同一个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两极：前者系其实践层面，而后者则系其理论层面，它们是一体双生，一币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