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士改革对波斯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改革大大加强了大流士的君主专制统治。他不仅对一般臣民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是对波斯贵族奴隶主、高级军政官员也是如此，这就使波斯的统治摆脱了原始民主制的束缚。例如，曾经参加过反对高墨塔的七个贵族之一的音塔普列涅司及其绝大部分亲属，就被大流士以轻视他的宫廷礼仪、私闯国王寝宫的罪名处死了。[1]应当说，大流士的君主专制不仅是大流士个人权欲的表现，也是波斯奴隶主贵族巩固自己阶级统治的需要，因而才为波斯奴隶主贵族所容忍和支持。
大流士改革大大加强和完善了波斯帝国的国家机器，扩大了波斯帝国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从而大大巩固了波斯奴隶主贵族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在此后将近两百年的时期里，波斯帝国没有发生过像高墨塔事件和大流士刚上台时所发生的那样大规模的起义（虽然小规模的起义曾时有发生，例如希波战争时期及以后在一些地方发生的起义），即使在希波战争时期波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
在经济上，大流士改革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的改革使波斯奴隶主对被征服的地区的剥削制度化了，巩固和加强了波斯奴隶主贵族对被征服地区的剥削。他的赋税制度对各地都是一种沉重负担，尤其是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这样一些地区更是如此。波斯奴隶主对被征服地区人民只顾剥削，不管建设，很少建树，竭泽而渔，破坏了那些地区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改革还打断了埃及、两河流域等先进地区的奴隶制社会发展的进程，延缓了这些地区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崩溃；但另一方面，它巩固了波斯和东部伊朗、中亚等原来较为落后地区的奴隶制度，使波斯和东部伊朗等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进展（虽然波斯地区的发展主要是靠对外掠夺的财富而发展起来的）；它在客观上与古代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