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开始，中国的电影公司便一直探寻着民营之路，从较有影响力的明星公司到渐渐与之势均力敌的天一公司、联华公司，再到后来的艺华公司、新华公司，以至抗战后的昆仑、文华公司，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营电影企业。除了这类产量较多的民营企业之外，那些产量少的民营公司或者“一片公司”就更不胜枚举了。而相对于来势汹汹的民营电影公司，官办的“国营”电影企业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中电、中制、西北、中农几个电影公司，加上华影、华北，从数量上说根本无法和民营公司相提并论。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民营公司的发展总体来说是具有极大的生存空间的。与1949年以前民营公司一边倒的状况相反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计划经济成为时代主调，公私合营的大潮席卷而来，这使得民营电影公司顿时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气，很快绝迹；相应地，国有电影体制一统天下，所有的从业者一概被收编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样的局面持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所松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十年动乱时期，在新时期正式吹响改革开放号角之前，来自电影界要求有限度地打破国有体制垄断电影业的呼声，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左右摇摆，一直断断续续、高高低低地存在着。“私权”观念在电影界是如此强烈，并不会因一时的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的高扬而自断香火。
消失了几十年的民营电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走向开放的环境中，慢慢重新孕育成长。最初的表现是，电影制片业开始出现了零星的民营资本投资的成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政策上还只允许国有16家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片的情况下，就有非国有资本投资电影摄制了。”[1]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受乍暖还寒的整治气候之影响，民营资本对电影制片业的投资，不敢堂而皇之地出现，更多只能在幕后低调进行，图利而不敢图名。就是这样躲避在国有电影机构的羽翼之下，民营电影在国有电影体制还无法轻易被撼动的格局中，尽可能地寻找灰色地带和政策缝隙，以期争取进一步生存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