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凯
当今世界的新旧力量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中国的高速发展必然会改变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惯性印象，在这种世界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复杂形势下，从中国到世界，如何理解和表述中国必然成为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重要场域。
“文化自觉”是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读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种对垒方案，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可以说，中国蓬勃发展的“文化自觉”力量已经冲破了原有的“世界认同”阵形，对中国和世界学者提出了新挑战：世界学者需要努力重新“发现中国”，中国学者需要努力“讲述中国”，二者的对话共同构成关于中国更为全面、客观的“世界认同”。我主要从“当代文学”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当代中国文学影响力问题的思考缘起与基本结论
2006年，一个外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坛上无意间扔下了一颗大炸弹，可以说炸翻了当代中国文坛。准确地说是《重庆晨报》的记者歪曲原意，发表了题名为《德国汉学教授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报道后，在立刻取得新闻轰动效应的同时，也把顾彬和中国当代文学一起推上了舆论中心。这一“新闻事件”持续到2009年已转向“文学事件”，并继续酝酿着新的、更加深入的讨论。顾彬教授由此成为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外国汉学家。当代文学在海外影响究竟如何？成了我很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Word Literature Today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会议期间，我对顾彬教授表示想跟着他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他所批评的当代文学在海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接受情况？因为面对正负不同的争议，弄清楚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扎实资料的基础上得出可靠的结论，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