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是翻译文学的纵向的综合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最初并不是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是与一般翻译史的研究融为一体的。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的长文《翻译文学与佛典》将佛典翻译中的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30年代阿英的《翻译史话》、80年代初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后扩充为《中国翻译史·上卷》）都将翻译文学置于一般翻译史中加以描述。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热扎克·买提尼牙孜教授主编的《西域翻译史》都不专论文学翻译，还含有不少翻译文学的内容。然而，中国翻译文学研究要在翻译研究中脱颖而出，中国翻译文学要成为一个不同于翻译学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既取决于研究者在理论上如何建构，更取决于能不能描述和总结出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将中国翻译文学史从一般翻译史中剥离出来，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对中国翻译文学史进行独立的研究，是以1989年陈玉刚主编、李载道、刘献彪等五位撰稿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问世为标志的。此后翻译文学史的著作陆续出现，有译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孙致礼编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延礼教授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等。
笔者认为，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一般的文学史有四个基本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而翻译文学史则有六个要素，即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前三种要素是以原作为中心的，后三种要素则以译作为中心，翻译文学史应把重心放在后三种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译本”或称“译作”。以“译本”为中心的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研究，它一般不深究翻译家的操作过程，而是把研究对象“译本”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从而对译本加以分析、判断和定位。翻译文学史应解决和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译？即分析翻译家的翻译选题的动机，这种动机与社会、时代及其翻译家个人的思想观念、文学兴趣的关联，翻译家与所译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上的或精神上的联系等。第二，译的是什么？这就需要适当地介绍和分析原作，但不是孤立地分析原作，而是应该站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第三，译得怎么样？就是要对译本进行各种层面的分析判断，包括语言技巧的层面、整体风格的层面，必要时还要与其他的复译本进行比较与鉴别。第四，译本有何反响？就是注意收集有关译本的读者反响的材料，包括一般读者，但更重要的是业内读者的评论文章，还要研究一种译本的印刷版次与发行数量，甚至是被盗版和盗译的情况。在现代化图书室中，还可以查阅到一种译本的读者借阅频率，这些都是评价读者反应的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