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
列宁说：“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有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3]
所以，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
关于私有制的形成，在埃及，私有制的萌芽是在阿姆拉特时期，而私有制的确立则要到格尔塞时期，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大体一致，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为了保护私有制。
私有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埃及也像别的地方一样，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例如，铜制工具的使用增多[4]，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及交换的发展。这时，在埃及，内部的交换行为也已存在。[5]交换行为的发展必然促进私有制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