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博物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机构。在它存在的第一个世纪，其扮演的众多角色及其创建的众多项目已经令人惊讶，具有挑战性，且跟它已经展示出的科学和技术一样具有戏剧性和动态性。由于这些原因，和许多其他博物馆一样，科学博物馆的历史远远超出其发源地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的局限。确实，《国家的科学》这个标题可能乍一看与这段历史无关。这样的标题可能预示着本书会描述应用科学是如何贡献于该国经济和物质福祉的，或者说，本书可能是用来支持科学规划的。又或者说，这个标题可能会介绍在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一段主要公众中心的历史，如国家物理实验室；或科学家的主要产地，如科学博物馆的邻居帝国理工学院。尽管科学博物馆并没有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没有直接培养科学家，但它确实鼓励许多年轻观众成为科学家。因此，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它为国家提供了科学。通过向百万观众展示科学图像与科学事实，并通过将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一种形式，科学博物馆塑造了许多人的科学观念。科学博物馆还绘制出工业革命的标准画像，且框定了英国科学课程的范围。阿克莱特（Arkwright）纺纱机、火箭机车、惠特斯通（Wheatstone）的五针电报机、贝塞姆（Bessemer）的酸性转炉、J.J.汤姆森（J.J.Thomson）测量电子荷质比的装置、莱特（Wright）的飞行器和沃森-克里克（Watson-Crick）的DNA模型，这些发明的卓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定程度上，其卓越性应部分归功于它们曾在科学博物馆中展出过。
正如罗伯特·巴德在开篇章节中阐述的那样，科学博物馆可以充当国家和公众的关键中介，可以表现科学和技术的本质特性，这些功能都不是偶然的。它们不仅是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遗留的结果，而且是杰出科学家和改革者团体35年游说的结果。在他们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创立了现代科学博物馆，确保了博物馆提供的信息与它自己的目标相一致。正如汤姆·沙因费尔德（Tom Scheinfeldt）和萨德·帕森斯（Thad Parsons）在接下来的两章叙述的那样，一旦全球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昔日的“和平博物馆”[它本身试图将科学博物馆从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中区分出来]就会成为英国军事准备的展示地。莫里斯在关于临时展览的那一章里提到，科学博物馆如何说服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使用临时展览给公众传播潜在的信息。这些临时展览从“能量守恒”到“芯片的潜力”都有所涵盖。这使得博物馆成为公众观念的塑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