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我们打网球的时候，虽然双方同打一个球，但是总有一个人能把那球打到一个较巧妙的地点去。——Pascal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国那位瘦棱棱的，脸上有一大片红胡子的近代传记学大师齐尔兹·栗董·斯特剌奇病死了。他向来喜欢刻画人们弥留时的心境，这回他自己也是寄余命于寸阴了；不知道当时他灵台上有什么往事的影子徘徊着。也许他会记起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时他正在康桥大学三一学院里念书，假期中某一天的黄昏他同几位常吵架的朋友——将来执欧洲经济学界的牛耳，同一代舞星Lopokova结婚的J.M.Keynes，将来竖起新批评家的旗帜，替人们所匿笑的涡卷派同未来派画家辩护的Clive Bell，将来用细腻的笔调写出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的E.M.Forster——到英国博物院邻近已故的批评家Sir Leslie Stephen家里，跟那两位年轻俏丽，耽于缥缈幻想的小姐——将来提倡描写意识之流的女小说家Virginia Woolf同她爱好艺术的姐姐——在花园里把世上的传统同眼前的权威都扯成粉碎，各自凭着理智的白光去发挥自己新奇的意思，年轻的好梦同狂情正罩着这班临凤吐萼也似的大学生。也许他会记起十年前的事情，《维多利亚女王传》刚刚出版，像这么严重的题材他居然能用轻盈诙谐的文笔写去，脱下女王的服装，画出一个没主意，心地真挚的老太婆，难怪她的孙子看了之后也深为感动，立刻写信请他到宫里去赴宴，他却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短简，敬谢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买好船票了，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还是请陛下原谅罢。也许记起他一些零碎的事情，记起他在大学里写下的一两行情诗，记起父亲辉煌夺目的军服，记起他母亲正在交际场中雍容闲暇的态度，记起他姊姊写小说时候的姿势，也许记起一些琐事，觉得很可以做他生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