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心的这本集子，在去年秋天曾经由废名兄带到上海来，要我们给它找一个出版家，而且“派定”我作一篇序文。但结果到今年春间这原稿还是寄回北平去了，而我的序文也就始终没有写，曾日月之几何，如今只落得个物在人亡了。他的死实不仅是在友谊上一个可悲的损失而已。
回忆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虽则是同级，同系，又同宿舍，可是除了熟悉彼此的面孔和知道彼此的姓名外，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来往。有时在外面碰着，不知怎的彼此都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望一望就过去，很少点头招呼过，更不用说谈过什么话了。那时他所给予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年少翩翩颇有富贵气象的公子哥儿罢了。到了毕业的那一年，因为借书的关系我才开始和他发生交涉。记得我第一次招呼他和他攀话时他的脸上简直有点赧红哩。后来渐渐地熟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最爽快最热忱不过的人，厥后来沪，他在真茹（那时有人嘲笑地称他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其实他只是一个助教而已）而我则住在租界的中心，他乡遇故知，自然格外觉得亲热。虽则相距颇远，我们每星期总是要来往一次的。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每次见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谈的“口谈手谈”。有时读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或写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总是很高兴地翻出来给我看，桌子上大抵堆满了他所翻开的书本，而我当时却几乎是“束书不观”的。他于书可以说是无所不读，而且他的理解和心得是很足以使姝姝自悦的我自愧弗如了。往往在对谈之际，自己有一个思想在脑子里模糊得不能明白地表达因而口头上吞吞吐吐觉得很窘的时候，他大抵能够猜出我的意思而给我点破一下或竟直截地代我说了出来。那一年余的友谊生活在我实在是平生快事，但不久他便回北平去了。他之往北平，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在暨南“无事干，白拿钱，自己深觉无味”，可是到了那儿事情可又太烦了；除了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作事外他还要教课，而教课却是他深以为苦的。那时他的一封来信中便有一段说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