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在亚特兰大获得成功后，我就被推着朝各个方向发展。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便是：我这世界第一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我已经摆脱了那个“托尼规则”，所以对我来说那已经不能再使我分心了。其他的运动员也开始采用我的训练思维，找教练也要找像我的教练一样水准的，要找那种精通培养顶尖短跑运动员的教练。
我和澳大利亚运动员尼尔·福勒一直以来都是在友好地竞争着。在亚特兰大残奥会的100米和200比赛上，他都是排在我后面，两次都是获得第二名。后来，他比之前更加刻苦训练了。在1997年，也就是残奥会后的第二年，我们两个人因参加“终极挑战”比赛又一次会面。这次比赛是由“捷足”公司赞助的，比赛地点位于加利福尼亚丘拉维斯塔的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尼尔的刻苦训练终于获得了回报：他在100米比赛中第一次打败了我。
现在这个对手开始爆发了。这是一次公平的比赛，没有卑劣的手段或者是恶毒的用意，只有公平的竞争。
我的业务经理拉里密切注意着很多的比赛机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和“捷足”公司，诺瓦保健·萨博里奇公司以及寰泰生技公司就很多主要的赞助进行了多次谈判。结果，我的年收入一下子猛涨到了十万美元。
拉里继续和寰泰生技公司保持着联系。这是一家公开交易的跨国营养供给公司。他试图为我和该公司谈一笔交易。对方说我可以在西雅图他们的某次会议上做一个简短的、鼓舞人心的演讲。而且，听众的反应将直接成为我和他们进行那项交易的决定因素。要是我的演讲没能够说服观众，那么拉里就将不再纠缠他们了。
几周后，我做了一场小型的演讲，当时大约有两千名观众。那次演讲只持续了十分钟，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克服困难后内心的感受。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我对大家说：“只要你敢去想，你就一定能够做到。”后来，这句话就成了我新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