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连同行的杨君也承那几位同乡的商人约去在一家广东饭馆里晚餐。
午后，我先往他们的寓所去了一趟。
如同上海的单幢房，只是更狭些，楼下没有客堂，进门便是直上去的楼梯。他们在二楼有两间卧室，三层是存放着寄来的货物，也打上几个床铺。二楼的后房是厨房。他们全是自己烹饪，仍然蒸馒头，包饺子，炒青菜，连猪肉都少吃。一切都保存着乡间小买卖的习惯。出门时虽然不能不穿身蹩脚的西装，在卧室，厨房中一切却没一点儿外国味。我在他们的书记兼会计先生的写字桌上看到了毛笔，铜墨盒，红木珠算盘，还有木戳记，银朱印泥，虽然旁边也有荷兰语的会话小本，英文的简要字典，钢笔等，但这八成老式的帐桌想不到竟在亚姆司特丹的城中见到。及至同这几位久别重逢，又是在这异邦中能够说说土话的朋友谈过，我更明白他们的生活。这是我在近一年中未有的快乐。
在欧洲遇到神气活现或沉潜读书的留学生不算什么，遇到伦敦，巴黎中国饭馆中的老板，侍者也很容易，可想不到同船来的中国人独有我一个转弯子从荷兰走，这难得的机会使我与这几位行贩的商人见面。
“王先生，唉！这——这很难得啦。你看，咱一船的中国人不少，上了岸各奔东西，你老，单个儿跑到这儿来……巧，这也有缘！别说……别说，该当咱得见面！”
背部微驼，大嘴，眼角吊吊地，一脸刚气的魏大个（当苏俄革命时在俄罗斯的乡间吃过不少的苦头），话不大连接地这么说，他匆匆走进二楼的卧室，从肩上卸下了一个白布包裹，顺手取过架上的一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一会儿，那瘦子王先生，年轻的魏，还有几位都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道：
“夜来听见老板说，王先生从德国来啦！真叫人高兴！真想不到咱得谈谈！这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