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位居第二是一件好事。我从事乐评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往往不是报纸杂志唯一负责评述音乐动态的乐评人—总有一位比我年资更高的同事。首先，这代表每当我从小报社换到更有名望的、规模更大的报社时，总有一位前辈做榜样，我可以向他学习。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探索音乐艺术的旅程，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你看，首席评论员差不多没有选择，永远都要扮演“好人”这个角色。首席乐评人必须忍受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季开幕再一次搬演《波希米亚人》，或者纽约爱乐乐团再次演出整套勃拉姆斯交响曲。而我才是那位被派往纽约曼哈顿岛的南北角落，或是邻近新泽西州，那些又深又暗的偏僻地区的人。
那些远离聚光灯的角落，才是发现下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或是正在尝试新概念的即将一炮而红的青年作曲家，以及边缘艺术晋升为主流的场所。乐评人的工作，是报告当时发生的事情，并预测下一步的去向。
我还是怀念从前在纽约报社工作的日子，就是我全职报道中国动态之前的年份。千禧年之前，我还在为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撰写乐评。一天，我收到“一大沓”录像带—是的，孩子们，从前有一种录像科技，格式名叫VHS—是弗勒德里克·密特朗（Frederic Mitterand）执导的歌剧电影《蝴蝶夫人》。盒子上还贴着简短的指示：“450字的评论”。之后，首席乐评人打来电话解释说，因为他刚被聘为索尼唱片的项目顾问，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不能撰写任何有关索尼出品的评论。于是，那一周，我突然晋升为影评人。
《蝴蝶夫人》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自泽菲雷里（Zeffirelli）以来，首次有一位电影导演懂得平衡歌剧应有的敏感度与电影式的故事叙述。电影中只有几个叙事环节出现了少许节奏上的瑕疵。此外，观看这部新电影的时候，你终于不用再看着白人中年女子假扮日本少女。在荧幕呈现的各位演员与他们所要扮演的角色，无论是肤色与年龄，都完全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