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体测量与解剖上。但在艾德华·泰勒爵士之后，人类学开始注重由器物着手的泛文化比较，换句话说，即是一种关在室内进行的博物学研究。之后，在美国，地质学家出身的“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提倡“四大分支”的人类学，并对这种“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大加挞伐，使得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转向活的部落（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其中包含他们的语言、共同行为与历史。
最重要的转变在于波兰裔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大约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首创以透过参与观察法写成的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础。在他革命性的创建下，人类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开始以亲身赴当地与土著生活，乃至参与当地活动的方式进行各文化（特别是小型的部落文化）的研究与纪录。大约同时，露丝·本尼迪克特以接触文学作品、影片、外侨访问为基础的遥距研究则成为对无法进行参与观察法的文化研究的另一种途径。
这种以“原始”部落文化为对象的主流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逐渐受到挑战：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军队的进驻，以及英美诸国对殖民地的态度改为放任与鼓励其自立，使得过去认知的“传统部落”快速的现代化，导致自马林诺夫斯基以来的“抢救人类学”（即尽可能在现代化影响前，快速纪录这些未受“污染”的部落文化的人类学）思维不再可行。其次，最早主张参与观察法的人类学家相继去世，而在各国政府鼓励下人类学者又大量增加，使得新一代人类学家逐渐崛起。基于这几个理由，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第一，部分人类学者，特别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这方面以艾瑞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为代表作。第二，部分人类学者回到本国，在国内较少数的次文化群体（帮派、同性恋、少数民族的都市社区等）进行研究。第三，多数学者仍以第三世界的部落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他们开始注意这些部落受现代化影响的调适与改变情形。第四，以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结合语言学、哲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各文化之下的共同心智与象征，由此而延伸出神话学诠释这独特的学门，并以结构主义之说影响到哲学、社会学其他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