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看到，西方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非意识形态化”时，自己不仅决不放弃意识形态，而且不断加强其意识形态攻势。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就主张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首先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马列主义失去信仰，以达到“解放”的目的。[32]
1958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表了受参议院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别强调工业时代扩大了政治理想的作用。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发表的《现实的和平》一书中提出，“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发动攻势来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他相信美国“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33]。尼克松于1988年写的《1999：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1989年写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则更为精巧地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他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这一切，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揭露的，是美国一整套的“和平演变”政策。“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34]就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尖锐地提出警告。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反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35]苏联等国的演变恰恰是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攻开始，同时是从处于领导岗位的人物主动放弃意识形态斗争、鼓吹“非意识形态化”打开缺口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6]。苏联的演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