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最醒目且最值得讨论的，莫过于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1]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开始起，70年间，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的焦点。与其他学术研究不同的是，社会史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一个世纪来的重大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社会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界分歧意见最多、争论最为激烈因而也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但无论社会史研究的状况多么纷纭复杂，对社会史的理解以及研究的内容、方法多么不同，研究社会史的学者，都身处20世纪，亲身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濡染着时代的色彩，因此，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都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史。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虽然是发生在北伐战争的革命**之后，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相连，但若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却是肇端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因此，社会史是作为传统旧史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体现着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和理念。
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两种观念在中国的生长，一方面自然与西学东渐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则脱不开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科学的观念，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的较长时间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民主的观念，则始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就曾宣称：“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1902年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又批评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认为史书应该“为社会一般人而作”，史学家不应该过分重视少数大人物，要有“民众意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