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
何兹全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史学前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给后学留下一笔宝贵的史学财富。我读过何先生的一些著作，很有收获，但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这方面不敢多谈。我想谈的有三点。
第一，何先生为人光明磊落。他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坦率的陈述，既讲“过五关，斩六将”，也讲“失荆州”，可谓实录，堪称信史。这样的自传，有价值，值得读。写自传、回忆录，就应当像何先生这样真诚地与读者交心。
第二，何先生在学术上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之论。他是主张“魏晋封建论”的，始终不曾因“跟风”、“趋时”而改变看法。没有条件讲时，他宁可保持沉默，但绝不曲学阿世。他很尊重他的老师傅斯年，高度评价傅斯年的史学成就。但他仍然对傅斯年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史学即史料学”这个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傅斯年反对疏通，说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但是，正如何先生所说，傅斯年的一些名篇，如《夷夏东西说》等，如果不把相关的材料加以疏通，又如何能写出来呢（见发表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的文章《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第三，何先生很有办事能力，他与另一位很有办事能力的白寿彝先生合作得很好，在“**”结束后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办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白先生为正，何先生为副。白先生有些社会政治工作，如人大常委，非兼不可，因而系内一些日常工作都由何先生处理。何先生有时是“先斩后奏”，有时甚至是“斩而不奏”（这都是二老开玩笑时说的话，我当场听到的）。无论是“先斩后奏”，还是“斩而不奏”，白先生都欣然受之。只有出于公心，他们二人才能相处得如此融洽无间。白何二位的合作，堪称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房（玄龄）杜（如晦）”，为后学树立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