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我经常到访中国，报道这里的音乐与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没写出一本书来？我承认，这个念头的确在脑海里出现过——有一次更是在我的脑海里飘浮了足足一个小时——然后就被卡住了。就算只限制在音乐这个范畴——这一个比较狭窄的三棱镜，正是我先入为主，用来观看（或者，应该用“聆听”这个词语）中国的工具——这个国家实在过于辽阔，难以解释。你只要说一句“中国音乐”，引起的问题就已经够复杂了：你指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音乐，还是在西方的中国音乐？交响乐还是流行音乐？美声唱法还是京剧？我们还未算上在边缘上正蓬勃发展的现代创新音乐门类。
关于撰写书籍，问题的关键在于时机。大约在20年前，中国开始迅速发展，就算每天出版的点滴报道都没法追得上。这个快速蜕变的社会没有时间停下来，又何来足够的空间建立观点与角度？
我可以毫无歉意地说，我的角度，是身为美国人的角度。这个观点源自美国移民文化。在那里，文化整体的定义，随着每一部分的本质变化，继而重复与无穷地改变下去。因此，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前提，是坚信没有人可以报道一整个故事。还有，要找出主题的本质，必要采用不同的角度去探视。
令我惊讶的是，以上描述美国文化的特质，在中国竟也一样适用。每当西方人要求我“解释中国”，我会先反问一句，他们所指的，是哪方面的中国：干部的，还是工人的？上海地产富商的，还是内陆农民的？京剧演员的，还是苗族歌师的？要写一本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令我想起莫扎特笔下的唐璜。这位歌剧主角整天想来想去（当然与我的境况不一样），如何专一地爱一个情人，但又不辜负其他国色天香的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