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最初是从声光化电即自然科学肇端，而后才浸至社会科学的介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理论最引人注目。所以，很自然，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吸纳便构成了国粹派新知系统的另一重要内容。
社会学传入中国，始于甲午战争前后；而它产生广泛的影响，却要晚到20世纪初年。这与其时有一系列径直以“社会学”标名的西方社会学著作的相继翻译出版直接相关：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3年严复译完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全书，定名《群学肄言》出版；同年，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也由马君武译出一部分出版。美人吉丁斯著《社会学原理》的提纲《社会化理论》，则由吴建常译出，取名《社会学提纲》出版；1904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
国粹派对西方社会学十分重视。由上述可以看出，在1902年至1904年间翻译出版的仅有的五种成本的社会学著作中，就有两种是出自国粹派之手。其中章太炎译的《社会学》又是中国翻译西方社会学成本著作最早的一种。章太炎很早就对人类学、社会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还在诂经精舍受业期间，他就已读过《原始人文》、《民教学序论》、《天然民族之人类学》等多种西人有关论著。1895年，他又与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在同年的《昌言报》第1至第8册上连载。甚至后来因“苏报案”入狱，在狱中也仍时常与邹容研究社会学。[1]邓实1904年在《政艺通报》上连载《法群》、《鸡鸣风雨楼民书》等长文，自谓：“著者是时方治群学诸书，而于政治之原理有所冥悟，故其言之曲尽而密至，理深而文明也。”[2]可见，他对自己的社会学知识颇自负。柳亚子崇拜斯宾塞为“圣人”，曾有“少诵斯宾塞尔篇”的诗句[3]。自然也是热衷社会学的。在国粹派中，刘师培是继章太炎之后研究社会学较比更有心得的人。他对自己也估计甚高：“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