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强大的文明都必须依赖于强大的实体。强大的实体是强大文明的基础。罗马依赖于适时开放的公民权政策，把创造罗马文明的主体建设得厚实坚固。
罗马建城之初由单一部民组成。不久，发展为多民族混合国家。早期的罗马国家融合了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和萨宾人。公元前287年，罗马平民进入罗马全权公民的行列。同盟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有将近50万意大利人成了罗马的新公民。共和末、帝国初，又有大批意大利和行省新人进入罗马公民阶层。我们可从帝国初期留下来的公民登记数中略见大概。据记载，在公元前28年，罗马共有4063000名公民。公元前8年，罗马公民数为4233000人。公元14年，则扩大至4937000人。到公元48年，罗马公民人数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00余万人，达到5984072人。[1]公民权的开放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从弗拉维王朝开始，罗马公民权又开始扩展到帝国相对落后的地区。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敕令规定把罗马公民权授予所有罗马帝国境内的自由人。至此，罗马享有公民权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古代西方世界的极点。
罗马公民权的开放政策与古代的雅典、斯巴达不同。在雅典，享有公民权利者只有出生于雅典境内且双亲都是雅典人的人。雅典人把“血缘”作为公民的依据，走的是公民权的锁国之路。斯巴达人则始终坚守莱库古制定的法律，不允许外族人进入公民集体，不允许公民与外族人结婚，不给予外族人公民资格。最后的结果是即使到全盛时期，雅典公民也仅有4万2千人，斯巴达人从未超过9千家。其核心的人力资源非常有限，根本没有成就大国的能力。对此，罗马元首克劳狄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说：
“拉西第梦人（即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力，但终究免不了灭亡的命运。主要原因是他们老是实行把被征服者当成外人的政策。不过，我们自己的立国者罗慕鲁斯却非常贤明。他数次竟然在一天之内战胜并随即使一个民族归化（于罗马）。”克劳狄认为：同化被征服者是罗马人成功的重要原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