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岸CD酒吧
F的抱怨如信仰般的慷慨，“到田野上去拉手风琴？你的诗歌现在像大白话一样好懂”。在听完了一场爵士乐现场之后，我感到我那“著名的晦涩”得到了怀疑。于是我只好将那句话改为“用田野去拉手风琴”，暴政般的雪崩并未因之出现在我们之间，我早就失去了在写作中藏起晦涩的能力，在邮递员和Ipod之间，我那些平庸的意象反复出现——田野、手风琴、针线包，或者钢夜莺，我漫长而无耻地“对田野的偷盗”延续到童年，事物的命名肯定艰难，我的著名的朋友们已经用新的书名梦游，比如《取道斯德哥尔摩》；是那些被投入了沼泽的罗盘最终在梦中嘲讽了我们，用那些田野的拖拉机去拉手风琴吧——我看见了那些不愿意被拍摄的手风琴的叶子，在重型卡车的迟疑中碾过了田野的波浪，当我被命令接着旅行，当我从被照亮的石头里取出罗盘，每个傲慢者得到的词都是有限的，我们或者在分界线上沉默，或者跟着那些乘客如同热烈的刽子手般前行，从妄想那巨大的绞刑架前取下小提琴。
37天前写于年龙寺大阿兰若
那些安静如灯笼的帐篷，黑色的，在人的心脏和伞之间，明白我的名字，是肮脏的，雨天的。俄国是一个我没有来得及记下来的Gmail邮箱账号。
闭关者的发辫，蜡烛并没有用于刚刚到来的死亡。
我屏住呼吸，有着刽子手们圣者般的热情。
爵士乐让你认出了我，像不小心透露出来的秘密聚会的地址，在S或者W的指责中，我不得不到军用电台的沙沙声中去收集贝多芬的再也听不到信仰的“地址”。
诗人，只有刽子手会原谅他。
我的太阳穴，在接近墙壁和船的时候，已经认不出那些因为背诵你的诗歌而迷路的人。
在继续读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他再一次写到日本导演黑泽明被迫使用俄罗斯的胶片来拍摄他的新电影，而不是他所期待的柯达胶片。乡愁就是这样被用于意识形态了吗？如同“真理并不存在”，在日记中，塔可夫斯基反复提到他被巫师预言一生只能完成7部电影——“还剩下4部没有去拍摄”，而我们没有被“预言”能完成几部显然是无用于这个世界的诗集，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有名，或许因为，真理虽然并不存在，但它还是准备容忍我们来再多完成一部诗集；没有表达出词的抽象的“语法恐怖”的叶子和房间，我梦见我自己还是怀着巨大的傲慢，在俄国胶卷和柯达胶卷之间抱怨着——而那16毫米摄像机却被挂在树上，那些脸朝上的铁锚抽出绿芽，我在刺目的太阳光下使用——“大提琴的X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