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首诗歌都有她的“铁幕来鸿”，诗歌总是在“铁幕的那一边”，秘密的以我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夜晚的缪斯，仍旧是那写错了收件人的“铁幕来鸿”（你依旧为我颤栗于那部同名的电影《铁幕来鸿》）。来自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的暮霭深沉的港湾的“放下尊严在恐惧当中”的浩渺的叹息，或者1935年曼德尔斯塔姆那首经过汉语译者双重袭击的诗句，都有着从铁幕的另外一端无法传递过来的“X档案”，所以诗歌的一部分，诗歌的真谛不在缪斯手中，也不在诗人那些永远也写不出来的诗句或禁忌中，收件人、邮递员或者那没有及时出现为你诵读信件的“犹如女主人公的打字员”即使没有一个适时出现，那这首无法完成的诗歌，依旧会被还回到我们脑海里赫拉巴尔所形容的“飘浮的打字机”那里去。
一直以来就想写一组关于火车的诗歌，还是在赫拉巴尔1963年的那本小说《被严密监视的列车》里，在每个句子的大雪里找着那列晚点的列车，但是晚点成了挽歌的层次。是的，纵使死亡本身也偷不出那列火车的乘客名单，在插满了消防梯子的田野上，我们是迟到者。2011年的9月，那个和我们一起吃饭的现在身在波兰华沙的国际铁路联盟朋友，托人送给我的书法是四个字：“於无声处。”这名来自非诗歌的发言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潘德雷斯基的六重奏作品，也没有买过他的任何一张唱片，他也不听肖邦，但是他给我的那张狂草，“於无声处”，是一个延缓诗歌这列着火的列车高速开进旧日乡愁之田野的缓冲器吗？这个秋天我买全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全部中文版本的小说，这就是我的“新生活”，而写过的诗歌，是我的“旧生活”，纵使那一切依旧被诗歌本身所“严密监视着”。
每位诗人都应该有一面“CD墙”，应该起码聆听过上千张的唱片，苏联钢琴家里赫特在他晚期的钢琴现场中弹奏出了肖邦音乐里那极权般的“词深处的大雪”，而布伦德尔就弹不出，或者如果让中国女钢琴家顾圣婴来弹，可能只会弹奏出共青团的雪暴，词的深处在哪里抵达和晚点，在哪里有着信仰者的“微光”，或许相对于诗歌，只有在浩渺的古典音乐里才能彻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