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歌剧艺术比作一座宝库，每个人发现它的途径可能都不相同。有人生下来就被宝藏环抱，或者宝库近在咫尺，有人是由高人带进门的，也有人是不期闯入，起先甚至不知那是瑰宝，慢慢才琢磨出个中价值。我的情形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但依然算得上典型。
我最早接触到西洋歌剧，大约是在1980年。我在杭州大学求学，某一天来了两位杭城的专业歌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位是省歌舞团的，另一位是市歌舞团的，都是女星。她俩在学校礼堂做了一个似乎不太正式的演出，应该是没带乐队，用录音伴奏。省团的唱了《饮酒歌》，市团的打扮得比较妖艳，唱“哈巴涅拉”时风情万种。那时虽然对双关仍不太敏感，但“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香港版的汉化歌词，但在刚刚允许歌唱爱情的年代，那词显得颇为出格。之后的十年里，对歌剧的了解局限于少数经典曲子，除了上面两首，还有《阿依达》里的“凯旋进行曲”，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生把控的校办电台播了一个自己制作的广播剧，在知青回城的情节点居然加插了这首“凯旋进行曲”，估计那哥儿们对歌剧的了解比我那时候高不了多少。1986年在北京短暂工作，碰上帕瓦罗蒂访华，一票难求，京城文化界貌似人人都成了歌剧发烧友。我看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但无缘天桥剧场的全本《波西米亚人》。不过，那时的电台天天播歌剧介绍，帕瓦罗蒂、萨瑟兰的大名是从电台熟悉的。幸亏当时住所没有电视机，阴差阳错听了不少歌剧讲解，虽不求甚解，但也算是童子功了。
快进至1989年夏秋，我寄居在好友庄迦勒、庄撒勒的旧金山住处。兄弟俩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学小提琴的。撒勒向我介绍了卡拉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听卡拉斯的全本《卡门》，还有全本的《茶花女》，居然发现不少段落都会哼哼了，经典段落之间那些不熟悉的部分确实不容易消化，但至少完整的唱段比较容易抓住旋律，一旦旋律熟了，欣赏起来跟流行歌曲也就没有本质区别了。那时我在旧金山市立图书馆工作，经常顺道借些歌剧唱片回家，同一出《茶花女》，慢慢品出不同版本的微妙区别，比如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Sills）的版本我怎么也爱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