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篇不闲”，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周老说：“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索隐派、阶级斗争派、考证派。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鲁迅也有参与，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红学蜕变为曹学”的原因所在。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几乎就集中在《曹雪芹传》里。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比如，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辞的低劣，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若没有实证，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之内）和现实的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现实化”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两种观点都退一步，则都可存立，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完全敌对。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红楼夺目红》里，有一篇《大观园哪里“理想”》，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
余英时还认为，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而《红楼夺目红》的出版，“字字紧扣文本”。有人说，“周汝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红楼梦》。”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这一说法。周老对文本的注重，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逼”出来的。周汝昌已85岁高龄，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