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个中心”，是指文学审美特征而言的。文化诗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学，那么首先把文学特征大体确定下来，是顺乎情理的。新时期以来，我质疑别林斯基的文学形象特征，又用很大的力气论证文学审美特征。我最近出版的一个专题论文集《文学审美论的自觉》，就是对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一次总结。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反复讲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经不起审美的检验，那么就不值得我们去评价它了，因为它还没有进“艺术文学”这个门槛。“审美”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的“遗产”，我认为是可以发展的，是不能丢弃的。不但不能丢弃，而且还要作为“中心”保留在“文化诗学”的审美结构中。为什么？历史经验不容忘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十年的“文革”中，我们的文学理论差不多就是照搬苏联文学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对于文学特征有一个规定，那就是继承了别林斯基关于文学与科学特征的理解：“人们只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一定内容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而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件事。”[1]如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中说：文学的特征是“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这种文学形象特征论是与西方古老的摹仿论相搭配的。这种说法，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也许不会使文学走向教条化、公式化、概念化，但在苏联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宪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文学创作中，别林斯基的文学形象特征论，就不能不产生问题，公式化、概念化在斯大林时期屡见不鲜。在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开始出现了“解冻文学”思潮，就是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面的四个字来做文章。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把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文学概念捏合在一起，结果是政治压倒文学，这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西蒙诺夫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并建议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半句话删去，结果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也波及当时中国文坛。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口号，就会引导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呢？原因之一就是要用所谓“历史具体性”的形象描写去图解政策和概念。所以1956年开始的苏联的“解冻文学”的讨论结果之一是，有的学者如阿·布罗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一文中，就对诸如文学是“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等提法提出质疑，认为“这里没有充分解释出艺术的审美特性（哲学的定义不会提出这个任务），所以这还不是美学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