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中期，是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我国的文论建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起步。苏联的文论通过两条渠道进入中国，一是翻译，几乎在苏联占着主流地位的文论的专著和论文以及重要的教材，都一一被翻译过来，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请专家来华传授，如北京大学请了毕达可夫，北京师范大学请了柯尔尊，等等，他们在中国开班设课，编写讲义出版，其授课的对象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文艺学教师，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一个时期里，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竟然在文学上得了“失语症”，完全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后面。可以这样说，50年代的苏联文论在新中国开创时期取得了霸权地位，中国文论则完全臣服于苏联文论的脚下。这就不能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一，文学问题的政治化，堵塞了文学理论的普通知识，严重扼杀了敢于独立思考的、有真知灼见的一代文论家的创造。正像苏联把典型问题当政治问题一样，中国也把“写真实”论、“题材广阔”论、“中间人物”论、“人性”论、“人道主义”论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发展到“文革”被概括为“黑八论”，要大批特批，一大批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在中国，“左”的路线不但批观点，而且整人。如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发表了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对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中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观点，提出商榷，强调文学要写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认为“人道主义精神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结果遭到了长期的批判，乃至政治性的批判。秦兆阳发表了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不过对西蒙诺夫的观点表示同感，建议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遭到了政治的批判和斗争。由于随意把文学问题政治化，文论研究除了重复一些马列词句外，也就无法进行下去。文艺理论成果微乎其微，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把文学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就人为地设置许多禁区，这是文论的悲剧，这不能不说与苏联50年代文论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