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加深，世俗价值成为主导价值形态。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张炜、张承志的创作却指示着一种对现实的超拔与抵抗的精神向度。
张炜（1956— ），山东栖霞人，1976年高中毕业回原籍参加副业劳动。1980年山东烟台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到山东省档案局工作，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1984年调到山东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问世于1986年的《古船》，是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以胶东地区的洼狸镇为中心，叙述了近40年间的故事。《古船》可列入“家族小说”的范围。小说重点选取了40年间的四个时期——“土改”前后、“大跃进”和紧接着的“灾害”时期、“**”、80年代初——进行叙述，将社会政治的动**变迁与家族的兴衰交织在一起。强烈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作品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感人力量。隋抱朴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的道德理想和人道情怀。作为隋抱朴的一种对照，小说塑造了赵炳这个人物。但小说并没有把赵炳写成一般意义上的“坏人”，而是充分写出了他的复杂性。他的奸诈、邪恶、自私，被他的大气磅礴、道貌岸然和急公好义所紧紧包裹着。在赵炳这个人物身上，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部分最可怕的因素，因而这个人物形象极具典型性，在作品中，这也是最具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此外，隋见素、隋不召、赵多多等人物均刻画得各具神采。小说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手法，又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技巧。整体上凝重、恢宏，具有丰沛的艺术含量。
90年代张炜的写作在文本内在精神上，依然承继着从80年代《古船》开始的对人类的生存价值意义的追索。这种追索在90年代日益商业化和世俗化的语境中便衍化为激烈的文化抵抗与社会道德批判的立场。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在系列小说《我的田园》《柏慧》《家族》中转化为叙述人“我”（同时也是作品重要的角色）的声音，在文本价值取向上占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我的田园》和《柏慧》中，作者营造了“葡萄园”这一意象，作为沉沦年代精神最后的栖居地。但就是这样一块最后的净土，也面临着商业经济开发及各种邪恶势力的威胁。在现实生活中因坚守与拒绝而无处逃遁的“我”，只有逃回自己的内心。于是回忆和倾诉便成了张炜主要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是他价值寻根的源泉。《家族》正是把《柏慧》中有关精神家族的意念具体化、历史化，在历史与现实双向度上展现善的家族成员因守护理想的道德原则与变动的时代的严重对抗，显然，张炜想以历史的追溯为现实的道德守望增加精神的后援。在此，张炜还触及一个严酷的历史悖论：文明的进步往往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为此张炜甚至不惜抵抗现代文明。在这三部作品中，叙事常在道德化的激愤中滑行，多少遮蔽了对真实广阔的生存的表现。这一缺憾在他90年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外省书》中有所纠正，道德的激愤化为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客观冷静的介入，作品思考的核心依然是人的精神价值问题，主人公史珂经历种种精神的磨难、反思、忏悔，最后在民间、大地本真纯净的淘洗中，获得精神的新生。这个人物无疑实践了张炜“融入野地”的精神救赎之路，代表了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巨大的道德人性关怀主题，执著精神探索的主人公形象，崇高的审美境界，大量涌动于文本中的对大自然诗意的描绘和对土地农民的深情，显示出张炜这一系列小说在文化血缘上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契诃夫作品的潜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