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
中国文化是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的文化,是由华夏族繁衍而来的汉族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极大的传承性与包容性。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为当今社会开创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均相对地决定于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其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相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重土厚生的文化观念。《管子·水地》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由于中国地大物博,需因地制宜,《礼记·王制》又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之说,所以认识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产生的作用,又必须注意地域文化(区域性)、南北文化和大一统文化(秦汉帝国的形成)的多重特征。受地理环境和季节性气候的影响,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育成熟极早,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从而形成世代相传的安居乐业的耕织文明。授时颁政、劝课农桑、订立田制成为历代政府的要务,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之道正根植于以农为本的文化思想。缘于世代农耕生活即聚族而居,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家族制与宗法制相生相济的社会形态,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关系,也正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与伦理文化的基础。而所谓伦理型模式,实由家族而推扩于人类社会、自然宇宙,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
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文化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法制度、职官制度、选举制度、教育制度、礼乐制度、兵役制度与科技制度。宗法制作为政体结构,源起于古老的氏族制,完成于西周时代,其特征主要在三方面:一是父系世袭、嫡长子承祀;二是封邦建国、宗族共治;三是建立宗庙祭祀制度,尊祖敬宗。东周以降,旧宗法制被破坏,自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在君主制下对旧宗法制进行了改造,从而变封邦建国所体现的宗族优势而为在帝国专制下的家族优势时期。在漫长的家族优势阶段,又有两大时期值得注意:一是东汉迄魏晋在强宗大族的势力下形成的门阀制度;二是宋代形成的家族共治形式的“宗族共同体”。官制是关于国家管理机构的建置、职掌与官吏的设置、考选的制度,中国文化既以“人”为本,又长于“治人”,所以职官制度极为严密,不仅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而宏整的权力网络,而且体现了尊天法地、应化四时的农耕经济文化特色。从中央官制来看,最有影响的是《周礼》所载“六官”制(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汉宫仪》所载秦汉“十二卿”制(汉制:大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与隋唐时代形成的“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及尚书省所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至于地方官制,历代皆依山川形势画野分州派官员进行管理。先秦时期分“内服官”与“外服官”,属诸侯联邦制度;秦汉以后则有郡县制、州制、道路制与行省制的变化,但地方政区在中央集权下基本采取三级管理制,又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实质就是选官制度,概括地讲,最具代表性的是汉代形成的“察举制”与到唐代完成的“科举制”。在汉代实行察举制度之前,周朝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末至战国间,秦国变法实行了“客卿制”,六国也兴起“养士之风”以招揽人才。至秦汉一统,考选官吏渐趋制度化,察举制即逐渐形成。察举制的实质是推荐考察制,即由地方官推荐,朝廷考察后使用,一般有“常科”与“特科”。“常科”以“孝廉”、“秀才”为主,定时荐举;“特科”名目繁多,不定时特举。东汉至魏晋时期,由于世家大族势力的强盛,选举制又衍为“九品中正制”,原由朝廷派中正官到州郡行察举之职,并将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后因铨选权落入强宗大族之手,其制也就成为门阀制度的一个方面。科举制不同于察举,在于变因品行取人而为因“文”取人,变地方官推荐而为士子“投牒自进”(即自由报考),科次仍分常科与特科两类。“常科”以“明经”与“进士”为显要,中唐以后,“进士”科尝居“明经”之上,至宋以后成为大科。由于“因文取人”,尤其是“进士”科至中唐已行考诗赋之制,遂形成了诗赋取士制度,迨至明清改考八股制艺之文,千年科举制度在清末有识之士对八股文的谴责声中终结。尽管古代选举制弊端丛生,但察举制之“选贤与能”的意图和科举制的相对“平等竞争”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早在孔子时期就有“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而如何学优又在于教育制度的建立,这就是《礼记·学记》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道理。考察中国古代教育,大体有官学、私学与书院教学三类。官学相传有三代(夏、商、周)学官,汉代武帝朝太学的建立与地方郡学的推广,已规模宏大,至唐代朝廷“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及地方州、府、县学的完备,标志了官学在古代教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私学在古代只是官学的变化与补充,起源于东周后期“天子失官”的乱世,诸子百家争鸣实与私学兴起相关。至汉以后,始终有诸如“精舍”、“家塾”类的私学,尤其是蒙学教育尝归于私学,但毕竟是补充。书院教育则是介乎官、私之间(有官办与私立)的一种教育形式,兴起于宋初,终结于晚清,其教训合一的教学思想、独特的教学形式与自由讲学的精神,却是值得注意的。在诸多制度中,礼乐制度的建立应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汉书·礼乐志》即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在《礼记·乐记》中,礼与乐被提升到自然准则的高度:“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所以历代王朝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以达到《孝经》所引孔子说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政教目的。考察历代礼制,或有损益,但尊奉“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以及“五礼”(吉、嘉、军、宾、凶)规范人伦,则是一致的。而从《礼记·乐记》所倡导的“象德缀**”思想,也成为传统文化中崇雅乐而黜**声的乐教准则。由于古人经常文武对举,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往往忽略兵制,其实兵役制度和军事思想应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军事文化又包括兵制、兵略与兵法等方面,尤其是大量的军事思想家创作的兵书,更是文化瑰宝。与礼乐制度相比,古代科技制度显然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与科学发明(如四大发明),却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从文化制度来看古代科技,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根植于农耕经济的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这一则反映于科技工作皆由官府所掌,一则表现于与政治人生相关的学科和技术最为发达,如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数学、医学等,并将其归于“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周礼·考工记》)的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圣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