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剧坛革命以及1906年成立的演出文明戏的春柳社。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文明戏逐渐归于消沉。当五四文学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文坛的时候，梁启超与春柳社剧坛革命的萌芽才得以开花结果。
一、五四戏剧革命：话剧运动与戏曲的现代转型
戏剧改良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一翼。尽管洪深在文学革命前就创作过话剧剧本，但话剧成为与戏曲分庭抗礼的剧种，还是文学革命的功劳。胡适等人虽称“戏剧改良”，然而比起梁启超的“剧坛革命”来，却要激进得多。1918年《新青年》先后出版了“易卜生专号”与“戏剧专号”，如果说前者是正面提倡西方的现代戏剧以及“易卜生主义”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在推崇西方话剧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戏曲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认为，以京戏为主要形式的中国戏曲是“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龙套等”“遗形物”，不过是戏剧进化链条上没有价值的阑尾。他还以西方戏剧的悲剧精神对中国戏曲的大团圆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更是把中国的戏曲说成是“不近人情”的“玩把戏”：“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连经常与周信芳、盖叫天一起演出而有“北梅（兰芳）南欧”之称的欧阳予倩，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予之戏剧改良观》抨击中国戏曲，他持论虽然不像傅斯年那样“为否定而否定”的全盘抹煞，但也认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