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中，笔者运用音乐民族志的方法，以口述的方式对采访到的汉族赶马人、藏族赶马人、其他民族赶马人等12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赶马人进行口述实录。
美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在《音乐民族志的风格》一文里曾说道：“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与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有很大的区别。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阐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历史；而音乐民族志则是如实记录对人群音乐的认识，它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演绎，而只需要假定对音乐进行描写是可能的和值得的”（SEEGER，1991）。[1]音乐民族志主张不仅仅应该描述声音本身，也要描述声音产生的环境及过程。与此同时，更加强调“人群”作为主体的重要性。在茶马古道中，赶马人作为茶马古道的主体部分，他们的口述史无论对茶马古道自身而言，还是对音乐文化的研究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保存及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