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音乐事象’，就是以某种或某类声音形态为核心而显现出的人间社会音乐生活万象。……在民族音乐学学者视野中，每种‘音乐事象’，都是诸多‘形态’样式或类型多姿多彩、丰富生动的音乐生活事实，而不是只含某一种‘形态’样式或类型的单纯音乐特征。……音乐事象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动态的、系统的音乐结构，它包含着‘声音形态’，也包含着与声音形态相关的其他形态内容。”[1]可见，音乐事象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强调音乐形态及其与之相关的种种社会生活形态。民族音乐学者胡德提出“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主题是音乐。但是与这个主题基本上不同而又互相依存的不妨包括一些有关这些学科的研究，如历史、人种史、民俗学、文学、舞蹈、宗教、戏剧、考古学、词源学、肖像学和其他与文化表现有关的领域，这种研究的似是而非的方法、目的和运用事实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首要的还是音乐。”（胡德1985[1971]）[2]由此，我们绝不能脱离音乐形态去空谈社会生活，否则将丧失民族音乐学的本质。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任何一种音乐类型，无论其音乐本体数量的多与少、形式的繁与简、程度的深与浅，都是民族音乐学者的重要工作。以音乐本体研究作为切入点，才有可能真正的走进音乐事象。因此，笔者在这一章中将以茶马古道云南段《赶马调》为主要内容，在重视音乐本体分析的基础上，以“马帮音乐事象”的视角，将音乐形态与其社会生活形态做整合研究。
对于茶马古道云南段的音乐，由于它的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必然造就了其数量的多产化、种类的丰富性、音乐的流变性、历史的传承性等特点。几千年来，从古道上遗留下来的音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源庞大的音乐库，笔者称为“马帮音乐”[3]。它囊括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器乐等多种音乐体裁。在经历了历史冲刷之后，马帮音乐伴随着赶马人的沉重脚步，如同沙漏一般慢慢地积淀，成为我国西南部音乐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