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先是读了一年多的本科，然后在1979年秋季提前考取了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西北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84年秋季因为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而离开西北大学，前后在西北大学一共学习和工作了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首先按照学习的要求认真而系统地研读了《资本论》，甚至研读到了连某些重点段落和重点句子都能熟背的程度。当然这个时期也开始大量阅读当时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原著。这段时间我虽然是以学习为主，但也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写了一些在现在看来还并不是很成熟的小论文。这些论文经过了二十多年，有些已经找不到了，现在还能找到的有：1980年在《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试谈按比例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1983年在《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的《多劳多得要顾及国家利益和左邻右舍》，1983年在《赣江经济》第11期上发表的《如何处理农村生产队内部的土地级差收益》，1984年在《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上发表的《略论乡镇工业的作用》，1984年在《陕西金融》第3期上发表的《民间借贷——农村金融活动中的一个新问题》，1984年在《经济与管理》第6期上发表的《略论工业企业的招标投标式承包责任制》，1984年在《农业经营管理》第4期上发表的《我国农业水利发展战略初探》。在西北大学的这段时间我还协助何炼成教授完成了《价值学说史》一书，全书四十余万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本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唯一的科学，并以此来分析人类历史上的相关思想，因而这本书从现在来看，虽然其资料丰富，分析线索也很清晰，尤其是提出了对这些思想家的流派重新划分的标准，但该书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价值思想的批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所以这本书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总之，我在西北大学期间，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并没有开始，所以研究工作只能停留在一些基本的经济范畴上，只能停留在一些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小问题上，因而还很难说自己已进入到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