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注定就是那种自我毁灭的人——我无法抵御这个提议的**，就像我当初不顾父亲的忠告，毅然决然地冒险远航一样。最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答应在我出海期间帮我照看我的种植园，如果我不幸遇难，他们能够按照我的嘱咐处理我的种植园，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答应了我的一切要求，并为此签订了一份书面契约；我还立了一份正式遗嘱，万一我不幸去世，他们就将按照该遗嘱处置我的种植园和财产；我将我的救命恩人——也就是那位葡萄牙船长——指定为我的全权继承人，但要求他按照我遗嘱中的指示来处理我的财产：一半的财产归他自己所有，另一半运回英国。
简而言之，我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全我的财产，维持我的种植园。如果我能用一半的谨慎态度来审视自己的利益，来判断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么我肯定不会放弃这样一份蒸蒸日上的事业，抛下这样一个光明的前景，踏上这样一次充满危险、前途难料的远航之旅，更何况我认为自己就属于那种会遭遇巨大不幸的倒霉鬼。
然而，我被命运驱使着，盲目地被自己的妄想支配，将理智抛到了九霄云外。同时，船已经准备好了，货物也装好了，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伙伴们的约定安排妥当了，我又在这样一个倒霉的时间上了船——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八年前的同一天，我离开赫尔的父母，背弃了家庭，成为不顾自己利益的傻瓜。
我们的船载重约一百二十吨，装备有六门炮，除了船长、他的仆人和我之外，还有十四个人。船上没有大件的货物，只有一些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小物件，比如珠子、玻璃器具、贝壳和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另外还有望远镜、刀具、剪刀、斧头等。
我上船的当天，船就起航了。我们沿着巴西的海岸向北航行，计划先到达北纬十度到十二度之间，再横穿大西洋，前往非洲海岸，这似乎是他们当时的常规航线。一路上天气很好，只是特别炎热，我们一直沿着巴西的海岸航行，直到到达圣奥古斯丁角。之后我们便远离大陆，驶向大洋深处，直至大陆完全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似乎是向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航行，但实际航向则是向东北偏北方向，因此那些岛屿仍然在我们的东面。我们沿着这条航线航行，十二天之后穿过了赤道。根据最后一次观测，我们到达了北纬七度二十二分的地方。这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最初是东南风，接着转为西北风，最后又变成了东北风。可怕的飓风连续刮了十二天，吹得我们晕头转向，完全迷失了方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在这十二天里，我整日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被海浪吞没，而其他船员也都感觉厄运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