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时军的到来，村长还是很欢迎的。诸时军在村里都快住了两个月了，前前后后和老人打过交道的也就只有莲嫂和村长一家人。和村支书的刻意讨好相比，村长金大福对诸时军的到来要诚心诚意的多。
“诸局长，要找我哪用您亲自上门，让莲嫂告诉我一声就是了，”见了找上门的诸时军，村长习惯了的大嗓门也低了几度，葛村才多大，村民最惯常的喊人法，不外乎是站在了自家门口，跟吊嗓子似的吼几句，当然那样的打招呼法，显然是不适用于诸时军的。
“大福，我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再管我叫局长了，”诸时军见了村长的惶恐样，露出了丝笑意，葛村的这个村长，是个老实人。诸时军刚被下放那会儿，先是到县里，当地的官员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更不用说接送的车了。反倒是葛村的村长，听说是早上四点多就起了床，和别人借了辆拖拉机，赶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带在一家四口人等在了县城的车站里。
“局长，您看您说得啥话，都是应该的，当年要不是您给我爹出了笔钱，葛村也没有今天，”村长说起了老村长，止不住用袖口抹了抹眼角。都说诸时军是个大贪官，当年老村长为了争取村里村民搬迁的钱，一直从乡里求款求到了镇里再到了市里，当时也不知怎么就被还在邻省卷烟厂当厂长的诸时军知道了，大笔一挥，就捐了三万块的拆迁款。
九十年代初那会儿，三万块可以够村里人吃用一年了。老村长拿了钱安顿了村民后，带着一家老小赶到了市里要给诸时军磕头才知道他早一个月前已经调到了京市，当了新上任的国家烟草局局长。
时间一晃过去了七年，老村长不小心被临死前拉着儿子的手留了两句遗言，一句是照顾好葛村上下，再一句就是儿子要是有钱了，别忘了赶到京市去，给诸局长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