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非常焦急。他坚持厉行惩贪，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他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官员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而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