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一个村主任式的设想：“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辩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1]“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2]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协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者也相信，道德**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越到晚年，朱元璋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了主旋律。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的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层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3]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