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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飞认识是在一个月之前，他骑着一辆破烂的电瓶车冲向我的时候，天空的云压的很低，他速度飞快，像是从云层里窜出来的一道光。破天荒的，我没躲。
“请出示居民出入证。”我站在小区门口将这个个头不高，面庞黢黑的男人拦下来。他穿着外卖员的制服，手里提着个打包好的饭盒。
“我…我没有。”他似乎是被我的“官腔”吓到了，舌头都开始打结，随后又掏出一个小本子，目光坚定地说：“这是我的健康证，早上的体温情况，我很健康。同志，你就让我进去吧，我真有急事。”
疫情期间，做好小区居民的出入登记和健康管理是我这个社区服务人员吧的职责，当然不能放无关人员进入，更何况，眼前这个黢黑面庞的男人还是个外卖员：“你可以联系你的客户来取，但是你不能进入，这是命令。”我一本正经地回复。
“大兄弟通融通融，我做好登记，你就放我进去吧。”
我向来没见过这么不配合工作的外卖员，便提高声音说：“你这是不配合疫情工作，我是可以让警察同志带走你的。”
说罢，我拿起手机装作拨打电话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宋飞麻利的地骑上电瓶车，拧动加速把手，直直冲向我，我没躲，竟也没倒下，他饶了个小弯冲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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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飞的那份外卖没有送出去，他倒是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我站在警察旁侧振振有词地数落他不配合我工作的种种行迹，宋飞低着头不说话，直到工作人员开口吓唬他：“你如果再拒绝配合我们的工作，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度过吧。”
他倏然抬起头来，眼神炯炯有神，带着七分愤怒三分祈求，然后轻轻说道：“警察同志，我是有苦衷的。”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疫情下生命的另一种脆弱，它是被封在罐子里的一颗植株，在阴暗角落里不见天日无法呼吸，病毒没有侵袭，但它被一种叫做时间的东西煎熬着，缓慢而沉重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