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天我有幸生了一个孩子，我不会把她培养成和我一样的天主教教徒，而会把她培养成圣公会教徒。虽然圣公会教徒在名义上是新教徒，但你从他们的礼拜仪式中是看不出来的——反正用的是一样的法衣和英文赞美诗。我猜人们喜欢称之为高教会派[1]。我则称之为高不可攀。
但有件事你是可以指望圣公会教堂的，那就是他们的记录保存完善。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和摩门教徒一样坚守不渝。所以，当埃米特没有如约在星期五下午两点半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别无选择，只能联系圣路加教堂的科默尔神父。
电话接通后，我向他解释，我想找一位曼哈顿圣公会教堂的教友，问他是否知道我该怎么做。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应该联系圣巴多罗买教区长汉密尔顿·斯皮尔斯牧师。他甚至给了我电话号码。
我告诉你，这个圣巴多罗买一定是个了不得的教堂。因为我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不是斯皮尔斯牧师，而是一个接待员，她让我稍等（尽管这是一个长途电话），然后帮我接通了一位副教区长，他也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和斯皮尔斯牧师通话。我解释道，我与他教会里的一家人是远亲，我父亲夜里去世了，我得把他的死讯告知纽约的表亲，可我怎么都找不到父亲的通讯录。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个说法并不诚实。可是，虽然基督教一般不赞成喝烈酒，但喝点红酒不仅是被允许的，也在圣餐仪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想，虽然教会一般不赞成说谎，但如果是为了侍奉主，一点善意的谎言也可以像星期日的那口红酒一样，彰显基督徒的虔诚。
那家人姓什么？副教区长问道。
我回答是伍利·马丁一家，他让我再等一下。又花了几十分钱的话费后，斯皮尔斯牧师接起电话。首先，他想向我表示最深切的慰唁，也愿我的父亲安息。他接着说，伍利的家族，即沃尔科特家族，自一八五四年圣巴多罗买教堂成立以来一直是教会成员，他本人曾为该家族的四个人主持婚礼，也为十个人施洗。毫无疑问，他为他们主持的葬礼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