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还普遍保留了笔记写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晚近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书写核心，大量印刷、商业出版、市场运作以“结集成书”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
笔记写作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天文地理历史政治诗论词学街谈巷议食单花艺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深刻独到者、文笔清雅优美者，或者是作者另有不替之名而籍籍于世者，往往一部小小的、随兴的手札也被当作古典文学的翘楚而流传着了。
但是绝大部分从事笔记写作的人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只是惯性地视著书立说为此生思见付诸后世公断的一个必然手段。大多数不能藉“孔门四科”之目以扬名声、显父母，浮沉于士绅、庶民之间的读书人，只好凭着几枝秃笔，只字点墨地述志抒怀。在清末民初生长生活的几代人，往往因时潮冲刷、身世飘零，更具复杂坎壈的怀抱，也因此而多于笔记之作中留下冰炭满怀的迹证。
一九六八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稼青丛稿》，作者伍受真，稼青其号，江苏武进人。书前小序有“旅台廿稔，刻书五种，敝帚自珍，盖亦书生结习也”以及“文不足观，惟纪人纪事，率以略有裨于文献者为归”之语，可见作者肝鬲。
这本《稼青丛稿》正是从前述五种著作中剔搜而成，有文录十二篇，副以诗存、联话、语剩等各一卷。在文录中，有这么一篇《记先叔博纯先生》。若非此文，后人不易得知在民国之初，所谓“社会教育”这样一个概念以及实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不得已而形成”的；但是，即使为先人立传而其书不能传，似乎也在数十年后徒留惘然。
伍受真的二叔伍博纯，本名达，字仲良，生于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也就是“民前三十一年”。大约是因为家道不好，五岁由母亲开蒙、授以“三百千千”之后，便被送进一个张姓大户人家的私塾寄读，虽然课业优良，却在那儿受了些刺耳言语的委屈，说什么也不肯继续读下去，后来辗转跟着个叫吴德生的老儒学制艺，二十岁上就中了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