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年少时倚吴长庆驻朝鲜而有了出身，便一步一步利用长官、父执、同僚甚至敌君敌臣之间互不了解以及互不信任的心理背景攫取最大的利益。说他出卖了吴长庆，好结交李鸿章；又出卖了李鸿章，好结交庆亲王奕劻……都还算是好听的。
在这一条辘轳连轴的出卖之路上叱咤风云，到头来居然还当了八十三天皇帝，毕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事。但是，行险侥幸之徒，总会落在明眼人面前。民国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创刊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就登了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的一篇分析稿，历数“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这也是文章的篇名，其中有几句千古确评，当时尚无他人及见：“考其大因，尤其当局者，但知顾全权势，不为国家谋根本之解决。”“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
同样刊载于《少年中国》周刊，还有一篇《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黄远庸大约是第一个公开撰文，以辛辣的讽刺直截指陈袁世凯无意遵守“临时约法”的人：“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朞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
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两面用势，以清廷之军事力量压制韩人，复挟日、俄等国之外交攻势掉回头来对朝廷凸显其地位，终至架空吴长庆，成为直接掌握朝鲜宫廷的黑手——当时他才二十多岁。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袁世凯是先做了李朝的太上皇，磨练出日后回头干中华皇帝的志气。
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中保留了大量的“谈草”——这一类的文书是早年中、日、韩等汉字文化圈的各种交流所必备的，是当事人会面、交谈的第一手资料，且未经任何他人转译、润饰、修改，我们仅仅从其中几个记录下来的片段便可以明白，袁世凯在朝鲜干了些什么样的差事。